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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一场发生在海南岛上的民变震惊朝野，康熙皇帝大怒，斥令官员速速彻查平乱。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暴乱的起因源于崖州（今海南岛三亚市崖城镇）知州强行劫掠当地资源，以至监生邢克善率黎人反抗，彪悍的黎人手持砍刀将清兵击伤，而他们争夺的资源，竟是当地一种特有的木材——“花黎”（今称黄花梨）。

　　295年后，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县城，上百人聚集在木材货场前，门栅一开，蜂拥而入，手持刮刀、胶水、放大镜等工具，争先恐后直扑货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红木工艺品制作与批发的商贩，正在抢购刚到货的紫檀、红酸枝等名贵木材小料，手中的工具便是用来快速鉴别紫檀木真伪与优劣的“神器”。受当时部分名贵木材供应短缺与进口紧张的影响，如紫檀、红酸枝等原料价格上涨，同时国内对于名贵硬木制品生产的盲目需求，才导致如此让人大跌眼镜的“抢购事件”发生。

　　很多人往往对有形物质的价值充满信任与执迷，对那些无形资产的内在价值则心存疑虑或审美乏力。对于中国传统木制家具而言，这种意识尤为根深蒂固。在民间市场上，木头的名贵程度几乎一度成为评断一件木制家具价值的最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历史上，乾隆皇帝显然是个对艺术品的真正价值极为内行的鉴赏家。清乾隆元年（1736年），由造办处木作间制作的一对黄花梨雕云龙大柜呈现在乾隆面前，那精美绝伦的工艺让乾隆龙颜大悦，阅批“着赏大缎四匹，貂皮十张”以奖励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此事件被详细记入清宫“活计档”中。然而，乾隆一定想不到的是，274年后，即2010年北京的某场拍卖会上，数百件黄花梨、紫檀的桌腿、扶手、花板等看似“破烂”的古家具残件，成交额竟高达6000余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件8万元，如果乾隆在世，一定惊呼“疯了”。

　　其实，评测一件中国传统木制家具的名贵程度以及市场与艺术价值，其标准包括很多层面，随意抽取哪一层都是可以玩味和研究一生的学问。至于木料，不过是其中最具可视性、基础性、本原性的有形物质层面。在硬木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之前，木料的实用性、适应性价值要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至今，学术界对于硬木开始被引入家具制作领域的准确年代还存有争议，但从存世量与史料推测，至少在明代晚期，使用优质硬木材料制作的家具以及其他制品已在贵族阶层的家居生活中出现。

　　硬木材料的使用不仅让家具种类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大幅提升了家具的工艺水平与观感度，更由于其高密度、耐腐性等特征，为众多制作精良、造型优美的中国古代家具得以传承百年、形成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或许才是一根木料最大的价值所在。同时，由于广泛使用硬木材料制作家具的历史相对较晚，实物考证丰富与存世量较大的家具多出自我国明清时期，故此，明清两朝成为中国古典家具最为繁盛的时代，尤其是诞生于此间的明式家具，更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所谓“中国古典家具”，直白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经典家具”，它理应归属于中国传统家具范畴，但绝不可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家具，因为在浩瀚的传统家具中存有太多糟粕，有太多粗俗、丑陋的器具，而古典家具显然是传统家具中的出类拔萃者。在此，我们有必要给“经典”下个定义，笔者认为，针对家具而言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最能表现本行业精髓、最近乎完美的作品”。

　　中国古典家具无疑是美的，且这种美的表现不是无源之水古典家具、无本之木，内里传承着众多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美学基因，而正是由于这些基因，才成就了流芳百世的家具“经典”。

　　经过长期研究，笔者尝试将中国古典家具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的“血亲”关系与精神源泉归纳如下：结构源于建筑；线条取于书法；气韵近于雕塑；劲势法于武术（身法）；节奏求于音乐；思想根于三学（儒释道）；格调承于诗赋；气质发于中国。希望这些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与文化基因，可以让广大读者对中国古典家具艺术之美产生更加明确的认知与更进一步的喜爱。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10月31日8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